[关键词] 工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创新驱动；产能过剩

　　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主战场。2011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工业是重点也是难点，必须着力解决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几个重大问题。

　　一、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

　　实践表明，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脱离实体经济而一味发展虚拟经济，必然带来产业发展的空心化和金融泡沫的放大化，进而引发各种形式的危机。从国际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反思，积极回归实体经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提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回归，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高度重视发展制造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紧与我国在传统国际市场展开竞争。推进我国工业转型升级，面临着发达国家在中高端制造业和新兴经济体在我国传统优势领域的双重竞争压力。

　　从国内看，行业间利润率失衡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工业整体盈利水平不高，自2002年以来，平均利润率一直在6%-7%附近波动，近几年更是持续下滑，2010-2012年分别为7.6%、7.3%、6.1%，今年上半年仅为5.4%。二是工业内部利润率出现分化，资源性行业利润率提升速度明显快于竞争性制造业，2011年煤炭行业销售利润率达16%，三大石油公司平均销售毛利润率超过20%。三是工业与金融、房地产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过大。2009年房地产销售利润率达14.3%，是工业的2倍左右；2011年银行业营业利润率达39.1%，是工业的5倍以上。金融、房地产和资源垄断性行业的高利润抬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降低了社会资本投资实业的积极性，削弱了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提出，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通过深化改革，营造有利于包括工业在内的实体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形成激励实体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扩大各类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加大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力度，进一步减轻工业企业特别是竞争性行业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工业利润率，增强工业对社会投资和人才的吸引力。稳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行业和地区范围，引导企业转型发展。对于前期投入成本极高、从投入到获利年限长、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行业，如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应适当延长企业亏损弥补的最长年限，支持产业发展。

　　（二）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引导信贷资金向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以及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自主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支持科技型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高效、便捷、安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企业多元化资金需求。切实放开市场准入，允许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积极发展民营小银行。加大对“以钱生钱”业务的监管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向。

　　（三）解决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瓶颈制约。顺应我国产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的要求，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供给紧张、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矛盾。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和一线企业创业就业，加强高技能产业工人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可持续的产业大军，努力挖掘以提升劳动力素质为主要内容的二次人口红利。推进工业园区化发展，提高工业集约节约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率。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强化工业节能节材节水，加大工业污染治理力度，通过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成本倒逼发展方式转变。

　　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创新是推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力量。我国工业大而不强的核心是创新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一是创新投入不足，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体现不够。2011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93%，远低于跨国公司3%-5%的平均水平。二是创新成果少，技术对外依存度高。2011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合约数量相当于美国的1/3，创新成果少导致我国在高端装备、关键设备和关键元器件等方面严重依赖进口，95%的高档数控机床、85%的集成电路依赖进口。三是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产学研用结合不够。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足1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到5%，而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40%-50%。

　　分析工业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源，制度环境建设滞后是重要因素，具体包括：一是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落实不到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高、工业企业受惠面小，企业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策执行难度大、程序繁琐。二是缺乏吸引社会资本支持创新的良好机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创业投资企业等发展滞后，现行证券管理体制不能满足互联网服务、电子商务等创新型中小企业上市融资需求。三是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体系不健全，特别是支撑创新的公共服务、公共平台不足。四是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任期制、国家投资项目审计等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二○二○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花钱买不来关键核心技术，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转变。

　　（一）加强鼓励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建设。按照行业发展特点设定差别化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简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审核程序。建立健全直接融资市场体系，支持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进一步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的实施力度，支持科技银行发展。

　　（二）加快形成小微企业、大中企业、科研院所共同构成的技术创新“多级火箭助推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建立各类研发机构，并鼓励企业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和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引导创新主体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鼓励专业化、市场化的新型研发组织发展。

　　（三）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继续实施“核高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型飞机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技术瓶颈，力争在先进制造、信息网络、系统软件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集中支持深海探采工程装备、基于机器人的自动化成形与加工装备、高精重型数控工作母机和特种加工机床等重点装备研发和产业化，促进装备制造业振兴发展。

　　（四）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和共性技术开发。围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以发展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为目标，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工程化、产业化和公共服务平台示范项目，组织企业、科研院所开展“一条龙”攻关，努力解决行业共性技术研发难题，推动工业基础能力迈上新台阶。

　　三、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在市场经济下，适度产能过剩是正常现象，可由市场自行调节，也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但过度的产能过剩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如果不及时加以化解，还可能引发市场恶性竞争、职工大量下岗、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等问题，形成系统性风险，影响民生和社会稳定大局。政府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过度的产能过剩。当前，产能过剩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一是产能过剩行业基本上是原材料型、高能耗型行业。2012年，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低于75%，加之大量在建和拟建项目，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仍在加剧。二是绝对产能过剩与相对产能过剩并存。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已远远超过市场需求，出现了绝对产能过剩。但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主要是外需急剧萎缩所致，可随着世界经济回升和国内市场启动得到缓解，属于相对产能过剩。三是总量过剩与结构性过剩并存。钢铁、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主要是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不足。2012年我国进口钢材1366万吨，特别是用于大型及超大型变压器、高档汽车、高档家电、风电、核电等高端装备制造的钢材还需要进口。

　　产能过剩既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也有产业和市场内在规律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是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粗放，高耗能、高物耗、高污染问题突出，低附加值产品比重偏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无序扩张严重。二是相关体制改革不到位。在现行税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下，各地青睐两高一资等GDP和税收收入贡献较高行业的投资，客观上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膨胀。在现行投资审批核准制度下，政府对企业投资干预过多，甚至出现违规审批情况，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扭曲了企业决策行为。三是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有关节能环保法律规定的惩罚力度不足，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成本没有完全内化为企业生产成本，难以对企业退出形成有效的倒逼机制。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无法满足企业退出有关产权交易和产权重组的需要。部分税收减免、补贴等优惠政策，容易诱发企业盲目投资冲动，也弱化了企业主动退出的意愿。

　　中央提出坚持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我们必须按照“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总原则和“四个一批”的思路，通过深化改革，落实责任，建立长效机制，稳扎稳打做好化解产能过剩工作。

　　（一）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不囿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和眼前利益，坚定不移化解产能过剩。要加强统筹规划，建立政策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坚持用“负面清单”的思想方法，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决定的都交给市场和企业。增强中央与地方互动，及时发布全国及各地产能信息，对产能进行科学引导，防止在抑制产能过剩问题上“一刀切”，疏堵结合，既要考虑产能调整全局，又要顾及地方资源优势和发展经济的合理诉求，通过先进产能置换等方式逐步推动，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二）深化体制改革。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税收制度。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使土地、环保以及相关社会成本内化到企业成本中，发挥价格对引导经济行为、调整经济结构的积极作用。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将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效果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从制度上抑制投资冲动，减轻产能过剩压力。

　　（三）完善工作机制。政府要主动做好该做的事，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抑制过剩产能。经济手段方面，通过实行差别电价等政策，提高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生产成本，倒逼企业退出过剩行业。法律手段方面，进一步修改完善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对工业企业执行环保、安全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专项监督检查，建立协调统一的管理体系。技术手段方面，进一步完善节能环保标准，重点强化“两高一资”行业能耗、水耗、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土地、安全等硬性约束指标，倒逼落后产能退出。

　　（四）加快产业自身转型升级步伐。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对应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节能和环保改造、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有市场需求的项目继续给予支持。积极推动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兼并或重组布局合理、技术装备先进、节能环保达标、土地利用合法但项目未经规范审批的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对于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成熟阶段、存在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传统制造领域或产品，通过联合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加快“走出去”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

　　四、推动两化深度融合

　　信息网络技术是当今时代创新最活跃、带动性最强、渗透性最广的领域，正在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充分交互，使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水平显着提高，智能制造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正在加速构建新型工业生产体系；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深度融合，使智能电网、太阳能发电、分散式离网发电技术实现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材料技术交叉融合，使纳米复合材料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新的重大进展。历史上我国错失了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再走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既是积极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打造工业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也是当前破解工业转型升级难题、促进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我们必须抓住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以推进两化融合为切入点，发挥工业化、信息化在四化同步发展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一）将推进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作为重要抓手。借鉴ISO9000、ISO14000的做法，制定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引导企业开展符合性认定，搭建公共服务平台，降低中小微企业信息化应用门槛，引导企业信息化水平逐步提升。

　　（二）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作为工作重点。加快重点领域装备智能化，推进生产过程和制造工艺智能化，推动智能制造生产模式集成应用。促进物联网、工业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驱动的新型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发展网络制造新型生产方式。

　　（三）将加强重点领域智能监测监管作为着力点。加快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监测监管，开展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公示，实现食品质量安全信息全程可追溯，促进稀土资源高效开采利用，以及提高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智能化水平。

　　（四）将增强信息产业竞争力作为有效支撑。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4G网络建设和产业发展。推进集成电路、关键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创新，提升信息产业自主可控发展水平，增强两化融合形势下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五）将培育发展信息消费作为重要支点。适应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迅猛发展趋势，大力培育和发展信息消费，着力解决扩大信息消费中面临的信息基础设施滞后、产品服务创新供给能力不足、信息消费需求不足、信息消费环境不佳等瓶颈制约。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信息惠民工程，丰富信息产品和信息消费内容，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环境，促进信息消费持续健康发展，为进一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和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本文发表于《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10期。）